12月2日，教育部“”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大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做客人文社会科学名家讲坛第249讲，作了题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的新课题》的学术报告。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特聘院长龚缨晏教授主持讲座，宁波大学师生70余人聆听讲座。

荣新江教授首先介绍了“动态的制度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信息时代的史学研究已经不能局限于直接辑出史实的“挖宝式”的研究，而是要借助资料选辑与网络资源中寻找边缘史料、发现历史的动态运作过程。《唐六典》、《唐会要》和唐代文人文集中的官方文书等后世史料选辑中的公文只有文书内容，并无文书的格式和体例，因此无法获知古代文书行政的运作过程。由于官方文书的纸质较好，大量地被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寺庙和普通人家二次利用，诸如裱经、糊鞋等。大量的告身、制敕的抄写和下达反映出动态的文书流转过程，体现出其产生的政治威力。

继而，荣新江教授提出“书籍社会史”的研究概念，向在场师生介绍刻本书时代以前的书籍的内容形制与社会变革的关联。十卷一捆、制皮包裹的卷轴装和经折装写本书让位于更加方便实用的册子本。他以《甘棠集》（西域节度使府中文书公文写作的格式底本）和《贞元十道录》（官员出京调研的行路指南）等书籍为例，展现此类书籍如何体现文书行政和南北交通的动态过程。此外，唐代民间俗讲变文、坛经、观音经、书仪等书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生活，是知识的外延。荣新江强调，写本书在中国古代知识社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日本学者研究，刻本书数量超过写本书数量要到明代的中晚期。即便在刻本书时代，散页、增补大多也由写本补订。敦煌写本文书下限至11世纪初，吐鲁番写本文书下限延及元代中叶。因此，吐鲁番文书是写本时代书籍史研究的一大宝库。

此外，荣新江教授介绍了宗教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揭示了长安场域下大寺庙与皇家、显贵的密切关系。过去不被关注的研究领域，因近年来碑石的出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诸如《父母恩重经》、《善恶因果经》等伪经则能反映中下层社会的思潮。荣新江说，禅宗南北争斗与唐代社会的关系在敦煌文书中都能发现蛛丝马迹。禅宗灯史《历代法宝记》对佛教经典故事的改编，成为唐代四川地区摩尼教与景教的珍贵史料。

荣新江教授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巨大宝库。荣新江强调，许多胡语文书保存完好，甚至部分10世纪文书连续一千卷无散佚。利用本民族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有利于查漏补缺，匡正史实。敦煌官吏的呈请状和藏文《吐蕃王朝大事记》都具有文书行政的功能。《高昌国送使文书》中记录着“丝绸之路”使者往来的路线图。《唐天宝十载客使文案》中记载边境出入名单，其中不乏重要人物。如此种种，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一定还有其它重要的蛛丝马迹，期待学界能够发掘出更多的成果。

讲座结束后，荣新江教授与与会师生作了简短的互动。龚缨晏教授指出，本次讲座立意高远，视角独特，利用生动的事例，将中国文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跃然呈现，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为我校师生带来重大的启发，也为宁波大学中国史学科提升实力和水平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