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来源：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课题

成果形式：著作

成果完成人：刘恒武

 

　　由刘恒武副教授主持完成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课题《良渚文化综合研究》涉及古环境、时段划分、随葬陶器、玉器、石器、高台墓地、祭祀遗迹以及区域文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良渚文化的变迁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上针对学界普遍关注的良渚文化的社会阶层分化、聚落分布模式、祭祀仪礼形态以及城市萌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主要观点如下：

　　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环境研究的重点问题包括：环太湖地区古海岸线变迁、古太湖及周围湖泊的状况、良渚文化时期气候和植生环境变迁及其对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进程的影响。环太湖地区东、北、南三面为水域环绕，西部山地横亘，这种相对闭合的地理环境在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统合及聚落关系的阶序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此外，古河口湾的逐渐消退，为崧泽文化晚期以后太湖南侧湖州、余杭等地区的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和聚落的发育提供了地理前提。关于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衰亡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环太湖各区域的环境条件不尽相同，将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单纯归结为“洪灾”的观点有失偏颇。

　　区域划分与期段划分的目的在于为综合研究构建时空坐标。根据遗址空间集结的状况，良渚文化可分为4区：余杭、嘉兴－海宁、上海－苏州、常州－常熟。以层位关系清晰的福泉山遗址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近年新发掘或新发表的庙前、达泽庙、新地里、罗墩、庄桥坟等遗址考古资料，可将良渚文化分为3期5段。此外，根据既有测年数据，良渚文化存续年代应为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200年。

　　崧泽文化晚期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不同区域陶器特征的差异还相当显著。到了良渚文化早期，环太湖地区陶器形制及装饰的一体化倾向更加突出，夹砂鱼鳍足鼎、双鼻壶开始遍布太湖周边全域。另一方面，陶器种类、型式新旧杂陈，特别是壶罐类陶器的变型依然丰富，随葬陶器组合的地域性差别也比较明显。进入良渚文化中期后，首先，鼎、豆、双鼻壶、罐等主要器种在型式上趋于单一，形制风格上走向统一。夹砂鱼鳍足鼎及其衍生器式——丁字形足鼎先后风行太湖周边全域，在随葬陶器组合中涤除、排挤了其他鼎式，弦纹镂孔饰圈足豆亦成为陶豆的大宗，以苏州—上海地区为主要分布地的带流器开始向嘉兴—海宁地区蔓延，而作为余杭地域性随葬器物的夹砂圈足罐也向嘉兴—海宁地区扩散。环太湖各地随葬陶器相似度的提高，反映出地域间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良渚中期随葬陶器配组中的器种选择的地域差异，则充分表明了地域传统的强固与恒久。良渚文化晚期，各地区鼎、豆、双鼻壶、带流器等主流陶器的形制继续表现出一致性。嘉兴—海宁地区随葬陶器的器种选择与苏州—上海地区更趋近似。此外，良渚文化末期“广富林遗存”陶器的存在值得注意，这一异质文化因素在环太湖地区的嵌入与扩张，与良渚文化的终焉或许存在某种联系。

　　崧泽文化晚期环太湖地区的玉器文化对宁镇地区和薛家岗文化分布区的玉器文化表现出很大的依附性，而且，玉器的社会分配与利用的阶层色彩并不浓厚。至良渚文化早期，尽管环太湖地区的玉器文化依然保留了大量崧泽文化时期的传统，仍旧受到周围玉器文化的很大影响，但以玉琮、冠状器、龙首牌饰为代表的新因素意味着环太湖地区玉器系统主体性的萌发，而罗墩、张陵山、达泽庙等三地兽面（龙首）纹的出现则反映出环太湖地区共有宗教观念的形成。此外，伴随着良渚文化玉器系统的萌生，玉器随葬开始显示出明显的阶层性，可以说，良渚文化玉器系统的形成过程与环太湖地区社会阶层分化的进程是齐行并进的。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周边地区的玉器利用和制作达到空前昌盛，良渚文化各地域、各聚落的玉器流通应以权力核心集团控制的阶序性分配方式展开。良渚文化晚期，良渚玉器的繁荣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持续，其制作与流通的中心则移至太湖以北。另外，随着良渚文化晚期良渚玉器的跨区域扩散，凝缩于良渚玉器之中的社会法则及其践行规范逐渐脱却了地域的狭隘性，成为涵育中国早期礼制文明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石器分为传统石器和新生石器两大类。石犁、石镰、耘田器等最为重要的新式石质农具起源于崧泽文化晚期，这表明环太湖地区稻作技术革新发生良渚文化时期之前。而陶器、玉器所反映的环太湖地区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实质性变化则始于良渚文化早期。一系列新式石器既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引擎，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物证，环太湖地区石器系统的变革不仅导致了物质文化的新旧更替，而且也为精神文化的更新、社会组织的重构提供了物质前提。

　　高台墓地系大型人工建造物，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劳动力流向，另一方面可以显示聚落的空间分布模式。但以高台墓地资料为主要依据的聚落分布研究，必须将高台墓地共时性的考察作为前提，而高台墓地的共时性研究则需探明两个问题：土台堆积或营造的持续时段；土台作为墓地利用的持续时段。良渚文化早期，局域性的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等级分化趋于明显，良渚文化中期以降，聚落级差进一步扩大，环太湖地区出现了辐射良渚文化全域的大型中心聚落。与这个过程相始终，聚落内部的阶层分化也日益显著。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环太湖地区时代最早的祭祀性遗迹为崧泽文化早期遗存，“祭台”之类祭祀设施的发现，意味着固定化、专门化的礼仪空间在当时业已存在。良渚文化的祭祀遗迹较之崧泽文化时期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规模趋大，这反映出良渚文化时期祭祀活动的兴盛。　　　在良渚文化早期，大规模祭祀设施主要分布于苏州—上海地区。进入中期，新的大型祭祀设施的营建集中于余杭地区的良渚遗迹群。至良渚文化晚期，新出现的大型祭祀设施数量不多，其中寺墩与福泉山两遗址的晚期祭坛在规模和形制上引人注目。宗教性、礼仪性设施的大量营筑，是以生产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为物质前提的，但大规模宗教设施的营筑，并非伴随物质条件的改善而自然发生的现象，它同时也是社会集团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集团间关系调整的产物。首先，社会分层带来的社会集团内部的对立，使得一种与之适应的新意识形态的产生成为必然。这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从宗教层面上证明特权阶层领导地位拥有无可否认的正当性，通过礼仪性设施的营筑、威信物品的制作和分配，特权阶层得以操控宗教行为、主导祭祀活动，进而达到使既有权力正当化的目的。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河姆渡后续文化的陶器与石器系统虽然接受了大量良渚文化的要素，但以夹炭陶、绳纹釜为代表的宁绍地区史前文化固有传统的依然顽强延续。此外，玉礼器、高台墓地、祭坛等良渚文化标志性遗存也很少见于河姆渡后续文化遗址，从社会组织方式、仪礼系统复杂化程度等非物质性层面来讲，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后续文化仍游离于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范畴之外。

　　环太湖地区和海岱地区史前大口尊形制演变脉络表现出明显的近似性和同步性。就大口尊的功用而言，环太湖地区的大口尊至良渚文化中期已经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礼器，而海岱地区大口尊的礼器化则仅在莒县及新沂等局部区域大汶口文化晚期得以实现。虽然海岱地区各地都发现有大口尊随葬于高规格大墓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大口尊已经完成了向普遍性礼器的转变。这也反映出环太湖地区与海岱地区各地之间文化互动的非均衡性。环太湖地区与海岱地区北部各地之间的联系仅仅停留于表层，而它与苏北及鲁东南之间的关系则已深入到精神、观念的层面。

　　关于良渚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区的社会形态，课题负责人认为，良渚文化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处于前文明时代的顶点。随葬陶器、玉器、石器、高台墓地、祭祀遗迹等方面的具体研究所勾勒的良渚社会表现出4个显著特征：1、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2、专业集团的出现；3、聚落级差的扩大；4、城市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