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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奖成果]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钱茂伟教授
    2007-10-17 00:00 社科处    (点击: )

    我校钱茂伟教授的著作“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获200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该著作是在完成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基础上形成的最终成果。

    该著作以明代科举文献为中心,考察了科举与传统国家间的关系,从而对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社会有了更为广阔的认识。主要结论如下:

    1.科举的儒学化是实现国家稳定的核心。科举的理学化,使理学思想国家化首次成为现实。科举儒家化使儒生成为职业化,也使儒家集团具备了政党的初步形态。儒家既不是纯学术团体,也不是准宗教组织,而是一个文官集团。

    2.有限的岗位应对无限的人才竞争。国家的特点,决定了机构的规模与文官的数量。为了使政府保持适度的规模,明太祖建立了严格的定编制度,这个定额在2~2.4万之间。永乐以后出现超编现象,是国家权力扩张与管理成本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明朝没有宋朝那样严重的冗员问题,间隔性裁员是其成功秘诀所在。

    3.科举竞争是一种配额内的有限竞争。文官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科举选拔竞争的有限性。明朝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廷试无黜落但有未经廷试现象。总的说来,科举是一个有计划的不断递减过程。

    4.科举在选人的同时也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进士观政制度是明代文官使用制度上的一个新发明。岗位的有限性,也决定了入仕时间的长短问题。科举在选人的同时也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不仅表现为大部分人进不了仕途,也表现为许多中式进士,或早卒,或早退。

    5.士的上下垂直流动不会破坏等级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士阶层的流动。士阶层是由“民”升到“官”中途的蓄水池、大熔炉。民一旦成为士,原有阶级属性实际己消退,而蜕变成为统治阶级队伍一员。士的流动,不会破坏等级社会结构,只会加强等级统治。士是保障传统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6.户籍的多元性显示了科举参与的广泛性。明朝进士来自不同的户籍。不同户籍的人都可以应考,说明科举考试具有“参与广泛”的特点,也反映出明朝是一个横向封闭、垂直流动的社会。历朝登科录中惟明朝有户籍记录,这表明明朝长时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耕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户籍制度松动,也使明朝逐渐走出了中世纪。

    7.区域配置保持了不平衡中的平衡。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科举设计的核心理念是保持区域的平衡,在平衡中求得地方社会的稳定。明朝进士分布区上,存在强势区域、中势区域、弱势区域。科举竞争可以肯定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可以促进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

    8.科举的人文化决定了学术的人文化。科举与学术的关系较为复杂,科举对学术有制约作用,也有促进作用。科举确立了一种不利学术队伍壮大的大环境,科举使传统中国学术人文化。不过,科举解决了传统中国的基础文化教育问题,一部分升上去的进士或升不上去的举人、秀才、童生,经进一步的博学审问,成了当时的著名学者。这支学者队伍的数量虽不多,但他们的存在,直接推动了明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

    9.明代科举名录资料最丰富。科举制度是隋唐以后传统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科举文献是研究科举现象的第一手资料。官方有一套按考试成绩编纂的文献,分别称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进士题名记。民间也有一套科举名录,称同年齿录、同年便览。本专题对明代科举名录资料有关情况作了详细的勾勒。

    10.科举名录是考订明代进士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多年来,学术界考订历史人物生卒年,多据文集、宗谱、方志等资料。本课题首次用科举名录资料考订进士生卒年。这也许能更全面地提示明代科举文献的史料价值。

    科举是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惟一纽带。通过国家、科举与社会关系的考察,可以对科举的国家性及科举的社会、文化渗透力有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也可重新认识古代中国社会的特点。明代科举的研究更有意思:一则明代是中国科举的成熟期,有较大的典型性与样板性。二则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惟独明代存量着大批的科举名录。这也就是说,选择明代科举作为考察中心,既有学术视野上的典范性,又能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之上,从而推进科举制度的研究。

    浙江大学博导、龚延明教授:《国家、科举与社会》书稿,是近年来涌现的研究中国科举的一部力作,表现在:一.研究视角新颖。二.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特色。三.充满创新的学术思维活动,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四.创新的学术研究,建立在札实的文献资料与吸收现当代学术成果的基础上。

        邱进春博士《科举在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中的作用》(《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9期)称:本书毕竟开创了科举研究的一种新的模式,“从大道理下看小道理,通过小道理的精细研究,再来看大道理”,这应该是其最大的贡献。

       《时代呼唤宁波本土的人文学者——评<国家、科举与社会>》(《宁波日报·学苑》2005年1月24日)称:“这是一部堪称前沿的科举研究专著”,“这是宁波本土出现的一部前沿之作”。“指陈得失,论证规范。”

        沈登苗《论<国家、科举与社会>之得失——兼论学术书评的追求》(《科举学论丛》第一期,2007年)“是一部近几年我所见到的关于明代科举研究的比较重要的专著。明代科举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欲在此取得点滴成绩也非易事。可钱教授凭借其在明代文献学等方面的扎实功底,利用一般人难以触摸的明代登科录等资料,一鼓作气,把诸如……等比较成熟的子题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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