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更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机体，特别是与社会公共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因为每一个学科必须有很好的学术共同体与之匹配，否则就将社会和学科隔离，停留在闭门的“学院”式研究的自娱自乐，缺乏应有的动力，变成一潭死水，毫无生机。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自由、平等、活跃的社会交流平台，包括学会、学术会议、相互讲学、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学术杂志、报纸等。学术共同体的创建，无形中强化了不同学校的学科竞争与相互借鉴，还将学科延伸到了社会，促进了学科和社会的沟通。在近代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中，凡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学科，都与学术共同体的相对完备、十分活跃密切相关。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在学会的组织和活动、专业杂志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学术会议的活跃和高质量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再加上这些学科与社会变革联系紧密，其发展就迅速而强势。学科依托社会，社会带动学科，社会和学科的良性互动，是经历史证明了的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而且，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又反过来为社会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按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近代中国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产生于戊戌变法时期，其直接动力就是各地的维新派创立了许多学会，办了不少报刊，并力所能及地建立新式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和那里的南学会紧密配合，将新知识通过学会这一平台向社会传播，并通过学会提升了学术，从而保证时务学堂教学的高水平；同时还有《湘报》的宣传鼓动，遂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时期最富朝气的一省。历史地看，戊戌变法的最大功绩是首创了一个虽然弱小，但发展强劲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一些大学随着维新运动的建立和发展，和新的文化生存空间的出现密切相关。辛亥、“五四”之后，随着公共文化领域的扩大，大学的学科建设迎来了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则与之同步，也开创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