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读生到学贯中西的大家
　　王承绪是我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出生于1912年6月。1932年，王承绪凭着恩师无锡中学师范科主任吴伯昂的一纸推荐信只身来到杭州，找到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郑晓沧先生。郑晓沧同意王承绪在浙江大学教育系借读。一年以后，学业成绩优异的王承绪就被转为正式生在浙大读了下来。“没有经过考试，我正式成了浙江大学的学生。不容易，开辟了特殊通道。这是我年轻时最关键的事，而郑晓沧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王承绪说。
　　此时浙大教育系的图书资料很丰富，尤其是购置了英国伦敦大学的《教育年鉴》等重要资料。正是这些资料激发了王承绪钻研外国教育的热情。一年级的时候，他就撰写了《意大利的新教育》发表在1933年第9号的《江苏教育》上。此后，他陆续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杂志上发表多篇介绍苏俄、波兰、墨西哥、土耳其等国教育状况的文章。
　　1936年，王承绪从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同年留校任教。1938年，他又在比例为120∶1的庚款留英名额考试中胜出，并于1938年8月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留学，一去10年。1947年，王承绪应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回国工作，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教授，从事比较教育的教学研究至今。
　　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了我国向外国学习借鉴的大门，比较教育学科进入了发展的春天。王承绪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比较教育学科重建过程中。他积极参与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1982年改称“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组建工作，在引领比较教育研究方向和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1982年，由王承绪与朱勃、顾明远主编的，解放后国内学者自主编写的第一本比较教育学教材《比较教育》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中国现代比较教育学学术繁荣的开山之作。
　　在王承绪率领的比较教育团队积极努力下，浙江大学分别于1982、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获得比较教育学科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自学位点设立以来，王承绪招收了数十名博士、硕士生，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小洲教授说：“王先生对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王先生的带领下，浙江大学比较教育学科在英国教育研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教育制度与政策比较研究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成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教育政策咨询的重要智库、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活跃中心。”
　　王承绪一直认为比较教育在促进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民相互了解方面具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他指出，这就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必须能够胜任并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尤其在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的今天，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加、国际组织的活动日益活跃，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应当加强国际化的训练，融入国际学术圈，融入国际化的时代，成为国际型学者。
　　而他自己恰恰是一位著名的国际型学者。1980年，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推荐下，他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之后长达12年任职期间，他分别参加了在泰国曼谷等地召开的5次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下，他牵头在浙江大学成立了“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发展服务计划（APEID）联系中心”，该中心成为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的联系中心之一。鉴于其在推动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2003年，王先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局授予“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
　　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中文名为许美德）盛赞王承绪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比较教育研究者”、“比较教育的领军人物”，“在其卓越的学术生涯中为沟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以及教育的不同学科领域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治学必须学以致用
　　谈到现在社会浮躁，部分学者责任感缺失，甚至出现学术腐败的问题，王承绪说，要提倡师生静下心来读书搞研究，要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国家和社会，了解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治学不能离开实际，要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做学问才能摒弃名利潜心读书、教书与研究。
　　从王承绪的教育实践来看，他一生践行了这样的主张。他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自己的工作。他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学科如果不注重实践研究，很难生存和发展。对于文化交流，他强调要“以我为主”，以借鉴和发展为目的积极开展合作，不能盲目跟从他人的思想或理论。在研究对象上，他指出，比较教育研究不仅包含国外教育研究，也包括国内教育的比较研究。他尤其重视比较教育研究为我国教育政策提供咨询。徐小洲说：“王先生高度重视研究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强调实践研究。”
　　数十年来，王承绪对《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不仅做到每天必看。他翻译了大量有影响的外国教育著作，这些译著的选择都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需要精心挑选的，对我国教育改革具有实际参考价值。如根据我国创业型大学建设的需要，他在90多岁高龄伏案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等书，为我国创业型大学建设介绍国际成功的案例。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以“博学笃行的学界楷模”来评价王承绪。确实，王承绪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与奉献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作为传道授业的师者，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成终生的乐趣，他也因此收获了桃李芬芳，从政府机关到高等院校，遍及各地的学生是他最大的骄傲；作为孜孜不倦的学者，他笔耕不辍，与时俱进，化“教育报国”和“科教兴国”之志为躬行践履，他的很多著作都已成为我国教育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而他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为学之道更堪称学界楷模。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陈伟、华南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郑文，以“开宗立派、修德臻善”来盛赞王承绪，说他以杭州为中心，新创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杭州学派”。他认为王承绪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是巨大的学术贡献，受益于他诸多难能可贵的学术品性和人格精神：爱国报国的知识分子精神、“以学术为业”的物我两忘精神的人生境界。在近百年的比较教育学术史中，王承绪为中国学术界、中国教育学界塑造、展现、诠释了诸多难能可贵的学术精神。在后辈心中，王承绪已不仅仅单纯作为一个学者被尊敬，他已成为一个神话、一段传奇，并已升华为一系列学术精神的标志。而这些学术精神，恰是王承绪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开宗立派的根基。也许他的学术观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后辈发展甚至超越，但他的学术精神，则是后辈永恒的财富。这类财富，在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仍待建设与完善、学术失范时有发生的当今中国学术界，尤其难能可贵。
　　采访结束时，王承绪为本报读者题词：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迷信外国，不能离开实际。我们要根据党中央的号召，切实按照教育改革纲要所确定的方向，吸收外国教育优秀成果，走自己的改革创新之路。

信息来源：浙江大学人文社科处　http://rwsk.zju.edu.cn/web_news_de.asp?lid=4&id=3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