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呈现勃勃生机。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改革和“五四”洗礼，其最高学府的威仪仍在，而已经快速起步的清华大学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汇集了东南高校精华的中央大学，以其规模庞大、实力雄厚、位居首都的独有条件而渐入佳境。武汉大学挟江楚大地厚重办学底蕴，俨然中部地域之翘楚。浙江大学似乎还在生长之中，虽偶有最高当局“眷顾”，影响力尚弱。竺可桢初掌浙大时的高校版图已是如此。蒋梦麟先生显然在当年大学校长中资历、地位、能力均属上乘的人物，他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显现强势风格。罗家伦短暂主持清华改制后，救火般地重整中央大学，专心办学十三年，也曾一时“好评如潮”。最初并不被看好的梅贻琦先生，主政清华后竟“神奇”地使学校转入平稳期，又增设工科，一个教育界新星悄然升起。从王世杰、王星拱再到后来的周鲠生，武汉大学校长隐然有着北大渊源。竺可桢上任初期的浙江大学与川大、广东中山大学等国立高校一般无二，属地方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