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辨别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大事面前不糊涂。
30年来，在世界体系发生重大调整、中国社会发生历史转折、中国面貌发生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到多元，从守成到创新，人们的观念世界、精神气质、思想风貌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变迁。当代中国人以更加合理的价值观念，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宏伟成就的同时，也展示出了一幅色泽斑斓、气韵生动的精神画卷。这种变迁表现和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今后的发展方向。观念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在人类历史上，思想、观念的演变确实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归根到底要服从社会演变的规律，它是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伴随这一过程产生了很多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非常自然的，反思有益前进，真理愈辩愈明。在当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环境里，如何解决思想困惑、澄清模糊认识、辨别良莠，揭示社会发展的新矛盾，确定各种现象的社会本质，弄清复杂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制约性，并在此基础上判明规律，确立理想信念和价值立场，这都是落实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不应忽视的问题。应该看到，思潮是集理念、学术、理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甚至某种情绪于一身，又是或强烈或曲折反映现实问题的一种精神世界的复杂现象。解析精神世界的复杂现象，不能用掩盖问题、回避问题的方式，拒绝说理、论证、争辩，就不能通过百家争鸣明辨是非，走出困惑。
对话的方式是解决思想困惑的一条有效途径。对话就是思想交锋、学术争鸣、理论辨析。可是，面对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最近的一种情形表明，“不争论”已然成为一个借口。在这个借口下，不纠缠“姓‘资’姓‘社’”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突破“公与私”的对立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观点；新的解放思想，新就新在从姓“资”姓“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以及“解放思想应该有核心目标，解放思想就是要确立普世价值”的观点，如此等等，都希望通过不争论来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主要是针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同志还说，政权在我们手里，多一分外资，多搞点三资企业，怕什么。接下来，邓小平同志就特别强调了“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把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提，改革开放不能走向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看看《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讲得很突出，很具体。
当前有一种不正常的学术氛围，剖析一些思潮和学派，就会受到种种责难。人文精神需要宽松的治学环境，呼唤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马克思主义提倡百家争鸣，而各种思潮唯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基于社会主义立场和真正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提出的质疑却不愿百家争鸣，以“不争论”回避问题的实质。
思考和行动是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还是为了某种观念的永恒；是现实的矛盾和对立在理论上的反映，还是醉心于思辨妙想地消除一切实在条件？这在学术上就提出了对话要遵守的一个前提，即学术规范，包括问题本身的规范。而首要的规范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指出的那样，“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