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在推动思想大解放的同时，也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在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总要求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史学界对于机械化、教条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的反思，对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必须尊重基本史实。通过反思，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阶级斗争学说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基本理论。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上的阶级社会、阶级斗争作出必要的分析，是正确的、必须的。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会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认清历史前进的规律。但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标签到处乱贴，把任何历史现象都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就犯了教条化、简单化、扩大化、标签化的错误，会对历史上纷繁的社会现象作出非历史主义的结论。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的真实，违反了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和分析方法，因而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

只有正确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才能推进若干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进步。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学界展开了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的讨论，诸如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认识五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问题，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何认识历史创造者问题，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些讨论都很热烈，很深入。虽然一时难以得出一致意见，但是像这样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深入探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以往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氛围下，是难以进行的。

比如，如何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一向是中国历史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以上古、中古、近古的概念来分期，这种分法失之笼统，难以揭示历史发展的实质。据此，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根据。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考察中国历史问题，近些年来有各种讨论和质疑，聚讼纷纭。有学者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关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演变，认为斯大林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这种表达方式。斯大林的表达简明扼要，容易产生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如果据此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制造出来的公式，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真实情况。学者们指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用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的不同阶段，能够比较全面深刻地解释不同时代的本质特征。当然，主张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指导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并不意味着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剪裁成社会发展史的公式。

中国存在着长期的封建社会，一向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基本看法。近年来也有不同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有“封邦建国”的记载，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它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不要套用封建社会的名称。其实，中国历史上封邦建国的“封建”只是当时一种政治制度，多数学者主张的封建制度或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指封建的生产方式，是指领主制或地主制那样的生产关系。如果认为只有封邦建国的“封建”才是“封建”，中国历史就很难讲得通了。

近代中国长期处在内外战争环境中，革命势力的成长、革命事业的开展，成为这段历史的基调。学者们以往在处理中国近代历史时，过于强调革命史，对于历史的丰富内容则照顾不够。最近30年来，学术界对此作了许多探讨。有的学者主张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因为在近代中国，革命是当时社会的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独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富强就是要实现现代化。还有一种意见，提出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史观的区别。对此，有学者认为，先不要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者肯定，应该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过程，既要看到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作用，也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总之，采用现代化视角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是可取的，但“代替说”并不合适，研究和叙述历史绝不能简单化。

30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学家之间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联系。中国学者到各国留学、讲学、出席各种与历史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各国历史学家有关世界历史、地区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方面的大量著作，中国学者大都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广泛流传。中国历史学在对西方史学理论进行认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面向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也有学者指出，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论述，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条件下，中国历史学家应该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的有益成果，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史学概念和史学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历史学者的眼界和观察历史的方法也在不断深化。以往的历史研究，根据时代需要，突出了革命史、政治史。但是，如果写历史只写革命史、政治史，就会限制人们认识历史的丰富内容。30年来，有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等方面，都得到了与政治史同等重要的研究，甚至人口史、灾荒史等研究都有了很大进展。

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带动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都城考古、文化遗址考古、古墓考古取得的极其丰硕的成果，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吐鲁番、敦煌文书以及徽州文书等史料的发现，晚清与民国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社会经济史料的编纂与整理、近代革命史料和中共党史资料的编纂与整理，都在推动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深入，不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史记》等古代文献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的认识，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战国直到魏晋乃至宋元明清历史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做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这些实证研究，对古代中国的历史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比如，有关人类起源问题，中国考古学家从已发掘的几个点，如北京人、元谋人、繁昌人等，证明人类的活动都在200万年左右。这至少可以说明，人类起源不一定是单一的，而是多源的。再如，关于中国农业起源问题，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了大量古代遗址中的植物遗迹后，已经得出这样的认识：我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粟、稻、黍等几种主要农作物的起源地，至少是起源地之一。这一认识有别于欧洲学者所谓的中国农产品“西来说”的早期判断，扭转了中国学者此前的认识。

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进行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30年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最近这些年，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分期是不科学的，因为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1949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目前，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也即是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把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建立了越来越广泛的联系，中国历史学也产生了推动世界历史研究、建立包含面更大的世界史学科的内在要求。这是时代向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者提出的任务。这就要求，世界史研究学者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准确把握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从这些重大事件与世界的各种联系中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和走向。

破除“西欧中心论”，建立更深更广的世界史学科。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学者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世界研究中的“西欧中心论”保持着质疑的态度，并且一直在探讨中国学者主张的世界史理论体系。应该说，在世界史研究和撰写体系中，质疑并突破“西欧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其本质就是质疑把西欧或者西方作为观察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观点。这当然不是否定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西欧或者西方曾经起到过历史中心的作用，而是质疑在这种观点支配下，无视世界历史的其他地区如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契机的主动能力和伟大实践。

坚持唯物史观，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1949年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学发展和中国历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念。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形成了多元的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随之发生。有的学者明确质疑唯物史观，有的学者热衷于传播诸如后现代史学那样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借以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和传统。有人一味吹捧所谓蓝色文明，贬低、否定所谓黄色文明，否定、贬低中国传统文化，借以达到消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目的。有人著书立说，贬低、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美其名曰“告别革命”，对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不外是唯心史观，它无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混淆了历史前进中的支流与主流、现象与本质。我们必须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洞察它对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危害，旗帜鲜明地坚决予以抵制。

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迄今为止所有形形色色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积极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客观事实的历史学理论，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历史学才能实现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信息来源：求是网http://www.qsjournal.com.cn/qs/20090401/GB/qs^500^0^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