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将东亚现代化与儒家捆绑在一起，似乎只是某种历史的联想，至多不过是求援于传统的策略。但实质上，这一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最前沿的动向，是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回到历史。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儒学话语已经开始了新的身份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它的语境已不是对西方中心的倾慕、拜服和反观自省，而是试图重置中心与边缘，将东亚价值的普遍性放在西方价值的普遍性之上。萨义德指出：身份的建构与社会中的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身份建构决不是一种纯学术的随想。随着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西方价值的中心地位遭到挑战，蕴含着优越性、先进性的“西方”观念开始动摇；而长期臣服于西方霸权的“东方”急于寻找自我伸张的方式，重新设定自己和“他者”的身份。萨义德说，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和“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儒学的话题重又浮现了出来，并且在新的身份建构之中找到了它当下的根源性。儒学的重新定位标志着儒学价值的自觉与自悟，标志着民族文化向自身传统的回归。一种文化，若长期处在迷茫状态、跟风逐臭、无所依归，甚至模糊掉自己的身份性，丧失自我，那一定是没有前途的。近百年来的危机，使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丧失殆尽，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性都降到了最低点。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必先要有文化的自觉，必先寻回失落了的精神家园。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部分的儒学，其价值的自觉和重新诠释，关乎到未来中国文化的前途。我们要从近代以来一维单向的线性历史观中走出来，重新发掘儒学传统中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或者从时间空间的“虚空化抽离组合形式”（吉登斯描述现代性的用语）来重新绾结儒学的思想因子，使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同时，我们也要扩大文化的视野，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中来省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一个普遍性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历史的回眸，而且日益成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经济上的“大中华”概念和意义更为广阔的“文化中国”概念已经明确无误地透露出了这方面的消息。当儒学彻底摆脱掉纯历史资料的身份，从博物馆中昂首挺胸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走向世界时，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