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批评为例来加以说明。批判蒲鲁东主义，这是自1846年之后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这个批评并不是从单一学科入手的，马克思要揭示的是蒲鲁东及其后继者在哲学、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上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并不是彼此无关，相反蒲鲁东的哲学与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结论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因此，对蒲鲁东的批评就体现了跨学科之间沟通的例证。从哲学上来说，蒲鲁东强调历史的进步，但他将这种进步置于无人身的理性之中，蒲鲁东强调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但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抽象。在哲学方法上，蒲鲁东和当时的经济学家一样，“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²当将现实的社会当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时，即使是想彻底地变革这个社会，但最后也只是对既定的社会进行一种改良，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与蒲鲁东一样，认为分工与交换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罪恶来自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货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里蒙提出以劳动券与国家银行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策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交换与生产相适应，“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³而只从交换层面来解决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只是想实现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正是资产者的幻想。这也是马克思批评达里蒙的基础。针对达里蒙的言论，马克思反问说：“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⁴马克思认为这恰恰是达里蒙的幻想。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详细讨论其中的理论问题，只想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这些线索交织并整合在一起，形成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研究视角，这种研究在《资本论》中达到了最高峰。因此，对马克思思想的讨论，如果还是按照一种学科分化的方式来讨论，将其哲学思想归到哲学研究、将其经济学思想归到经济学研究、将其社会主义思想归于科学社会主义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就会失去，我们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在标题中我用了“马克思的思想”，意图就 在于强调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多线索的整合特性⁵，这是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要进入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实现跨学科之间的融合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