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有理由相信，“文艺学边界”问题的争论或讨论是由“文学的终结”论引发的，但更直接的原因应当是陶东风发表于2002年第1期《浙江社会科学》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肇始的。随后，《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连刊8篇文章，都是讨论文化研究和文艺学的关系，大都认为文艺学已不适应当前文化发展的需求，而必须迅速越界、扩容，原因在于：“当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导致各种学科的边界正发生变化乃至消失。文艺学的越界与扩容，就是要把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包含的种种文化生活现象，都扩入文艺学的研究，认为，在视像与消费生产的影响下，出现了美学、文学理论的新命题，宣告要以物的、身体的充分享乐、视像消费与生产引发的快感高潮的新美学替代精神美学的美学原则等等。紧接着《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栏目下，又刊出了一组论文，其中有的论文重申了上述观点，有的提出改造文学理论的新方案，有的则对近20年的我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提出了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从文化研究那里取得后现代真经的文艺学”，所以目前已是一派光昌流丽的景象。网络版的“文化研究”同时刊出了一些文章，继续发表这类讨论的文章。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共同组织“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研讨会”，不同意见的学者在会上互有交锋。6月中旬，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一些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就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特别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上不同观点纷呈，意见分歧突出。不久，《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刊出了鲁枢元的争鸣文章，同期的《河北学刊》发表了童庆炳等人的文章进行论辩；随后《江西社会科学》也刊出了一组文章，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商榷与探讨，《文艺报》也发表了这类争论文章。

笔者在“百度”搜索相关网页，显示出31400多项。在这一短文中，自然不可能悉数说到，仅以有代表性的论文做一述略。

陶东风把中国学界的大众文化研究分梳为批判理论、新“左”派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三种研究范式,并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后者,核心是强调他的历史主义立场。其实质是求证他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说的正当性。（1）但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一命题本身的含混和隐含的广阔的想像空间和阐释空间,使对其的修补、调校、追问、拆解、批判成为可能。

他认为，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这个事实恐怕很难否定。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文艺学应该正视现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范型和学科边界之合法性依据的文艺自主性观念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把自律性的观念定为唯一符合文学“本质”的观念，把以此观念为基础的“内在研究”、“审美研究”方法定为唯一合法的方法，那么，我们恐怕就很难解释许多新兴的文艺与审美现象（比如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文艺与市场的关系等），不能把新出现的、复合型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纳入研究视野。他认为，他从来没有说过文学研究者都应该去研究广告、流行歌曲等超出了文字媒介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中也包括“文学性”因素），但是“我的确认为，即使我们把文艺学的对象锁定在文学这个范围内，我们也不能只承认审美研究与内部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无论是诉诸历史还是现实，西方还是中国，我们都不难发现文学研究的角度、范式、旨趣从来是多种多样的。自主自律的文学与文学研究只是一个历史并不太久的社会文化建构而已，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一定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正宗。”（2）

他说：“学科是文化的复杂建构物，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但是在现实中，如果我们人文科学研究者、我们知识分子不是首先想着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甚至自己的饭碗，难道不是有点不正常么?”“学科仍然是资源分配与身份定位的强有力因素，所以打破它是不容易的。”（3）

陶东风的结论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一种积极突破、扩展疆域的心态。我们可以从中外文学理论的历史中发现一个基本规律：文学理论的飞跃式发展常常发生在边界被打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积极“侵入”的时候，这些开创性的大师恰好常常是文学研究的“外人”。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4）

针对陶东风的观点，童庆炳在《文艺学边界三题》中强调，文学既然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那么就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沿化，文学永远不会终结。文学不会终结，文艺学才能生存下去。因为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是什么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5）

他还认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批评的负面作用起码有两点：第一，文化研究并不总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甚至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第二，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理论本身具有公式化的局限性。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本来，文学的内容是千差万别的，文学的风貌是仪态万千的，文学的情感是多姿多彩的，文学的形象是栩栩如生的，文学的境界是余味无穷的，文学的语言更是千姿百态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好，现在遇到了文化批评固有的模式的“大刀”，不容分说，一下子把你砍成几大块，还说这是最新潮的文学批评。这样的文学批评究竟是让作家感到欣慰呢，还是能让读者感到满意?（6）

童庆炳认为，如果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有上面这些问题，那么单纯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标准来勘探文艺学的边界，一味叫喊文艺学的“越界”和“扩容”是合理的吗?“我们的文学批评是需要那种触动人的心灵的审美呢，还是仅仅只需要‘眼睛的美学’，用‘眼睛的美学’如何切入非图像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呢?看来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文艺学的边界问题，因为他们早就高举‘新的美学原则’从文学这里‘越界’到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健身房、咖啡厅、电视屏幕前等地方去了。”（7）

陈太胜在《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的论文中，详细考察了中外文学理论不断扩展边界的历史。

他认为，现在“纯文学”与高雅艺术已经被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驱逐出中心地带了，社会大众渐渐逃离了传统的审美方式，居于社会审美活动之主流地位的无疑是后者而非前者。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状况面前，文艺学和美学应该如何应对呢?可能的策略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视而不见，依然恪守着原来的固有领域，即使涉及到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也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二是积极投入，基本上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看作是主要研究对象。这种选择并不一定采取肯定或赞扬态度，而常常是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出现的。三是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与纯文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研究对象，采取价值介入的批判立场：对这种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批判其负面作用。“笔者以为第三种选择是比较合理的。理由如下：第一，文艺学与美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变动不居的。第二，从价值功能或社会效果来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充满了二律背反现象。第三，美学与文艺学介入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具体方式当然主要还是批评的方法。“（8）总之，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形成的消费文化大潮面前，美学与文艺学既不应该置之不理，更不应该徒唤奈何，唯一恰当的态度就是积极的介入。（9）

张婷婷在《文艺学“边界”论争之我见》中认为：

第一，在父辈与子辈学者“扩容”与“守界”的背后，隐藏着基本观念甚至根本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对立，因而也决定了他们双方言说立场的对立。双方提出问题和阐述问题的方式和立场根本不同，如2005年第1期《文学评论》发表的李春青教授《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解读》一文所点出的：父辈学者大都持守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张扬一种以审美为中心的纯文学观念和纯粹精神生活方式；子辈学者则大都带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视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模式为僵化的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传统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价值观念的产物，是过时的、已经无法应对现实文化现象的陈旧方法和观念。

第二，这里还存在着两个时代所赋予的不同知识分子角色的基本冲突——是做“立法者”还是做“阐释者”？以往的历史赋予知识分子做学问以“立法者”自居，做“一元主义”的学术之王，为学术立法；如今时代变了，在“多元”的时代氛围中，那“立法者”的王位已经或正在摇摇欲坠。于是多元时代的学术“阐释者”应运而生了。她特别赞赏李春青教授如下见解：“这种‘阐释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同多元主义的不可逆转性，放弃‘对于普遍性和不可动摇的真理基础的哲学探求’，将话语行为改造为一种以平等的态度进行的‘有教养的交谈活动’。”（10）

第三，这里也确实存在着李春青教授所指出的话语权的争夺和转移问题。前辈学者钱中文先生在《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上做主题发言之余，指出了子辈学者要“弑父”，要剥夺父辈学者话语权的问题。撇开情感因素站在一种纯学术的立场，“我想说，这种学术上所谓的‘弑父’能够避免吗？学术上的变革即使是质的变革，也包含着吸纳的成分。子辈与父辈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学术继承和赓续关系，在学术继承和赓续中进行着变革和超越。父与子当携手共图学术大业。在学术论争中首先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文风，必须以学术真理为追求目标，并以实践为检验学术真理的标准。要尽力摒除学术之外的东西，以一种平和的研究问题的心态去参与讨论。”（11）

张婷婷认为，童庆炳教授在《文艺学边界三题》中为文学永生所做的辩护是有力和可信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和重视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巨大冲击。尽管我们同米勒、德里达关于文学命运的结论不同，但又不能不承认，米勒和德里达们关于“文学终结”的理由相当具有震撼力。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请看米勒下面的话：“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12）米勒2003年9月再访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论文学》，仍然申述原来的观点。米勒和德里达们所提示的文学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在我们这里也已经和正在发生着。

审美文化的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原有文学艺术不会消失灭亡，艺术博物馆还会存在发展，但它们在这块版图上所占据的份额和位置还会如同以前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既然如此，理论形态的“与时俱进”，其对象、方法、思维形式、叙述模式等的变化就不可避免，既然如此，“边界”——无论文学的边界、艺术的边界，还是文艺理论的边界、美学的边界，还有必要去“斤斤计较”，划分得那么清楚吗？（13）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在哪里？是在某种或大或小的界域中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理论本身的自我说明？是斤斤于“边界”的划分？是“守界”或是“扩容”？还是不断发现当下时代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问题，面对它们继续保持理论的应对和阐释活力呢？我认为是后者。

（作者：陈树义）

注释：

（1）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2）（3）（4）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5）（6）（7）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8）（9）陈太胜〈〈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10）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1）（13）张婷婷〈〈文艺学“边界”之争之我见〉〉，〈〈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12）米勒〈〈全球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信息来源：中国文学网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27439